美国将如何摆脱乌克兰陷阱？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和力量、高估了自身的军事能力，导致俄军遭受挫败，被迫从全面进攻转为撤退。同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似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同仇敌忾，而乌克兰在美国和北约的大力援助下，奋起抵抗，取得了高于预期的战果。在此形势下，拜登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对俄罗斯采取了“全面押上”（all-in）的全面制裁，另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支持泽连斯基政权，力图一举打垮俄罗斯、颠覆普京政权。3月26日，拜登在访问华沙时公开表示要将普京赶下台；4月25日，美国防长奥斯汀在访问基辅时也宣称美国的目标是要从根本上削弱俄罗斯，使其不再具备侵犯他国的军事能力。

然而，俄军从全面进攻撤退后并未结束“特别军事行动”，而是集中力量于乌东地区，采取了战术上进攻和战略上防守（dig in）的策略——在构筑稳固防线的基础上对前沿的乌克兰军队实施压制性火力打击，藉此稳步推进，夺取乌东战略要地，显然做出了长期作战的姿态和准备。

随着俄乌战事的胶着，美国的一些战略精英开始意识到“打垮俄罗斯”是一个不切实际且相当危险的幻想。而且，“打垮俄罗斯”同美国二战以来确立的战略“初心”——确保美国“领导”的跨大西洋联盟是维护美国霸权的基础——相悖。毕竟一个“弱而不垮”的俄罗斯的存在，才能使欧洲继续依赖美国来克服一个靠自身力量难以应对的安全威胁。（详见《临界全球事务观察》第25期主编点评：“乌克兰无战事——且看美欧俄博弈”。）4月19日，美国著名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就“北约扩张是否是一个战略错误？”为题对美国战略专家进行了调查。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党战略精英，如曾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在国务院负责政策计划（Policy Planning）的安妮-玛丽·斯劳特 (Anne-Marie Slaughter)、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查尔斯·库普昌（Charles Kupchan）和哈佛大学国际政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等都“强烈同意“（strongly agree) 北约扩张是一个“战略失误”(strategic mistake) 和“重大错误”（cardinal error）。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也接连发表文章，明言用武力恢复乌克兰领土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在停战的条件下“通过外交谈判才有望解决问题”。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更是在5月23日的达沃斯论坛上直言“以乌克兰领土来换取和平”。

5月31日，拜登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宣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要坚持“四不”原则：不寻求北约参战，不搞政权更迭，不派兵去乌克兰参战或攻击俄罗斯，不鼓励也不让乌克兰有越界攻击（俄罗斯）的能力。显然，拜登政府已经从“打垮俄罗斯”的冲动立场上退了下来。

美国的这一转变，与其说是回归理性，不如说是拜登政府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让步。毕竟“打垮俄罗斯”确实是一个难以实现且相当危险的战略目标。如果按此目标行事，俄乌冲突只能导致三种不同的糟糕结果：其一，俄罗斯被打败。这在现实中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不仅是一场普京的生死之战、更是一场在其看来是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的生死之战。如有任何面临失败的迹象，普京必然将战争升级，甚至动用核武器，因而导致欧洲以至整个世界都难以承受的灾难；其二，双方僵持不下进入持久战。由此陷入笔者称之为“乌克兰陷阱”的不仅是俄乌，也包括欧美。由于乌克兰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使欧洲面临巨大的威胁，而且会导致难以忍受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动乱。在此形势下，美欧的“同仇敌忾”必将坍塌——事实上分裂已经显现；其三，俄罗斯获得胜利。这不仅将使整个欧洲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也会从根本上撼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美欧而言，这是灾难性的后果。（详见临界2022-6-10公众号：“黄靖教授在EXPANSIÓN国际论坛第三届会议开幕式后的演讲纪要”。）

然而，即便美国采取了明显的妥协性立场，要摆脱“乌克兰陷阱”依然面临多重考验。首先，由于国内政治极化和即将来临的中期大选，拜登政府的政策余地十分有限，任何与俄罗斯沟通交流的企图都会受到极大阻碍；第二，由于不切实际的“政治正确”在西方的泛滥，美欧之间在俄乌冲突中日益加剧的利益冲突很难通过公开的、制度化的形式加以化解，最终或将导致始乱终弃的“分手”，而美国政治的巨大不确定性将会使美欧关系的修复和维持更加困难；第三，在此期间整个欧洲、尤其是西欧主要国家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其结果是政治的进一步碎片化。比如不久前刚刚胜选连任的马克龙便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而坚持“理性决策”的朔尔茨已然成为德国以致整个西方舆论界的众矢之的；第四，可以预料，由于拜登政府不得不软化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强硬立场，加之难以避免的经济硬着陆以及对华“竞争”缺乏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来自反对派的责难和攻击将愈演愈烈，使拜登政府面临“难以喘息”的巨大压力。

无论如何腾挪，美国摆脱“乌克兰陷阱”的最终结果都将会重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中的“中期败退综合征”——不得不放弃一场在开场时看似必将获胜的战争。在这一情势下，损失最惨重的只能是乌克兰。 

即便是这样的结局，也将使欧洲面临三重困境：其一，如何应对一个因受到西方持续打压而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俄罗斯；其二，如何克服对俄极限制裁的反噬——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困境；其三，如何重新整合在乌克兰问题上暴露出严重内部矛盾的美欧关系和北约，即如何调整和维护跨大西洋联盟。

同时，这样的结局对于美国而言也是一颗难以吞下的苦果。就近期而言，面临民主党获胜渺茫的中期大选，拜登政府对内维护政策稳定、对外保持战略连贯变得日益艰难，或将不得不做出重大人事调整，为面临的困境解套。但这将给政治和政策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进而会给俄乌冲突的解决以至整个世界格局的稳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从长期看，2024年后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将面临一个由于俄乌冲突而更加暴露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一个不能有效“治愈”（heal）自身严重分裂的美国将难以逆转相对衰落的趋势。（来自临界《全球事务观察》第32期主编点评）